北京2019年11月21日 /美通社/ --   以下為中國網報道發布的文章：

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展戰略和規劃司與云河都市研究院聯合編制的《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2018》日前正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全國政協常委楊偉民在為該書所作的序言中，對該套指標體系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為該指標體系是對中國城市健康狀況的一份綜合“體檢報告”，是一份具有時代性、科學性、國際性、有用性的對中國城市發展狀況的綜合評價指標。以下為序言的全文：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展戰略和規劃司與云河都市研究院研制的《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2018》，是迄今為止我所見到的最具有時代性、科學性、國際性、有用性的對中國城市發展狀況的綜合評價。也是對中國城市健康狀況的一份綜合“體檢報告”，每個城市都能從中看到自己的城市哪些指標是健康的、哪些指標是亞健康的、哪些指標是不健康的。每個城市都可以據此或保持健康狀態、或加強鍛煉預防城市病、或加快治理城市病。既然是“體檢報告”，就有必要年年“體檢”，不斷增加新指標，反映新情況，查找新問題。

城鎮化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持久動力，中國城鎮化的路程還很長遠。同時，中國經濟已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城鎮化發展和高質量發展兩大歷史潮流匯合了。城市是經濟發展的主體，也是高質量發展的空間載體，城市高質量發展了，整個中國的高質量發展才能實現。

我們要促進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空間均衡。我們每天都在說的發展概括起來主要是三個：一是經濟發展，主要是GDP的增長；二是人的發展或社會發展，主要是增進人的幸福和社會進步；三是可持續發展，主要是自然再生或生態環境保護。高質量發展，不是僅就經濟發展而言的。如果一個城市的經濟規模很大、質量也很好，但生態環境很糟糕，霧霾頻頻光臨，就不是高質量發展。同樣，如果經濟指標很好看，但連城市居民的居住問題都解決不好，多數人特別是常住外來人口買不起甚至租不起功能比較完備的住房，人的發展也就談不上了。這樣的城市是畸形的，不是高質量的。

我們要推進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過去中國經濟發展的高速度，主要靠產品產量的規模擴張，靠要素的高強度投入，靠貨幣的大規模投放，靠勞動力的無限供給，靠房地產、出口和投資的拉動，消耗了大量無法再生的耕地、能源、礦產資源。

推動質量變革，就是要從主要依靠擴大產品產量實現發展，轉向通過提高產品質量實現發展。如果中國的每一個城市都有一兩個質量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的產品，就會形成高質量的生產體系。推動效率變革，就是要從主要依靠擴大要素投入規模實現發展，轉向主要依靠提高要素效率實現發展，提高勞動效率、資本效率、土地效率、資源效率、能源效率、環境效率以及大數據的效率等。推動動力變革，就是要從主要依靠舊動力，轉向主要向改革開放要動力，向科技創新要動力，更多依靠新產業新技術新業態的帶動，更多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的拉動。

推動三大變革的主戰場在城市。如果有一套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各個城市就會在三大變革中你追我趕，而不是在招商引資和GDP中你追我趕了。

我們要形成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的現代產業體系。城市的基礎在產業，城市的繁榮在產業興旺。一個城市不可能什么都搞，成就“十全武功”，但一個城市的產業發展，必須協同共進，不能單兵突進。科技創新必須同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IT產業的發展相協同，不能是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兩張皮。創新不能僅看研發投入，還要看科研成果是否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現代金融必須立足于服務實體經濟，不能孤立發展、自我循環、自娛自樂，所以不能僅以金融占GDP的比重來評價是否是金融中心。教育發展必須跟上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的發展潮流，不能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需要。房地產發展要以滿足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為基礎，要與其他功能及其人口集聚的速度規模相適應，過快則帶來空置，過慢則造成供給不足。

我們要建立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推動高質量發展，根本途徑是形成向高質量自動轉軌的制度環境。世界銀行《2019年全球營商環境報告》顯示，我國排名躍居全球190個經濟的第46位，比去年提高32位，這主要反映的是北京和上海的改革進展。國內也有一些機構對各城市的營商環境做了評價，城市之間的營商環境很不平衡，現在的地區增長分化，除了海拔、溫差、濕度等自然差異外，很大程度上是體制之差、改革之差。城市要根據自身的情況，主動改，自主改，改革越快、越深入，營商環境越好，才能越早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

有必要制定一套衡量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引導城市在高質量發展中比學趕幫、爭先創優。《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已經初步具備了這一功能，還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進一步完善。

第一，進一步增強時代性。指標要體現當代發展潮流。要體現當代中國發展大趨勢，反映高質量、高效率、協同性、新動力；體現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大趨勢，反映移動互聯、云計算、大數據、新能源、智慧城市等的進步；體現改革開放，反映政府職能的轉變、審批的減少、營商環境的改善；體現軟環境的重要性，例如垃圾分類制度可能比硬件上建設多少垃圾處理設施更重要。

第二，進一步增強科學性。目前國內對地區和城市的綜合評價指標已經有不少了，但也有不少爭議，主要是科學性有欠缺。《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好就好在從環境、社會、經濟三個維度即三個發展來評價城市發展，體現了空間均衡。如果再增加反映高質量的指標，增加體現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指標，就會進一步提高科學性，成為中國第一個全面反映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并會變成各地區高質量發展都要參照的指標體系。同時，科學性要求指標涵義要清晰，可計量、可評估、可比較。

第三，進一步增強國際性。就是總體上要符合國際規則，也就是可以用這套指標同時評價世界上的其他城市，可以進行國際比較。例如，城市的定義就要國際可比。中國至少有三個由大到小的城市概念，一是行政區，即城市的行政區面積；二是城區，即設區的行政區，現在京津滬所有縣都改成了區，行政區和城區范圍一樣了，但在多數設區的城市，城區是小于行政區的。三是中心城區，北京的中心城區是城六區。其實在很多情況下，城市的比較和評價應該使用第三個概念進行，否則，國內不可比，國際上也不可比。

第四，進一步增強有用性。指標既是對發展結果的評估，也是推動工作的準繩，能對指導城市工作有現實意義。為了增強有用性，《中國城市綜合發展指標》可明確為檢驗中國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正在謀求高質量發展的中國各城市對此的需求十分急迫。可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展戰略和規劃司向上級領導機關報告，并同步向各城市推薦。進一步挖掘指標價值，既要有數據比較，也要進行數據分析，可以給需要的城市開出高質量發展的“體檢報告”。同時，可以向上和向下延伸評價，向上覆蓋城市群、都市圈，形成對如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粵港澳大灣區的評價；向下可以覆蓋到縣級市，中國城市數量的大頭在中小城市。（全國政協常委、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原副主任楊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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